“按照如今太子对外的说法，高丽新罗之地，所需官员缺口，尚且有一万三千余人。”

“观我大唐，全国上下官员，也不过才七千余人。”

房玄龄开口说道。

后世西方经济学倡导‘小政府，大社会。’

唐朝这个版本，似乎非常符合。

李世民算得上史上最为精明的治国者之一，他让富人出钱养官，让地方出钱养兵，这样朝廷财政的支出，就变得很少，就有了‘小政府’的概念。

李渊开国之后，把一切山泽税、盐税统统废罢，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、铁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。在农业税方面，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，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，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，也比前朝要少。

李世民即位后，当月就颁布诏令，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，以让货物自由流通。

有唐一代，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。

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，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，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。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，贞观年间，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六百四十三人，全国仅七千余人，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王朝了。

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“职份田”，此外还有永业田，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，也有永业田二顷。此外，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。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，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，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‘公廨钱制度’。

就是对大户定向征收一步赋税，以此养官。

早在高祖李渊时期，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，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——后来改成九等，并规定“每岁一造册，三年一造籍”。

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，到了贞观十一年，李世民下诏书，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，每所可选“身能估贩、家足资财”的商人九名，号称“捉钱令史”，每人贷予“公廨钱”5万钱，用于商业活动，每月纳利息4千钱，一年4.8万钱，以单利计算，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。

这就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，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“特别税”。

实际上官府所出的公廨钱，仅仅只是名义上的，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。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。

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，李世民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，只要纳满一年，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，不过任期只有两年，之后由其他纳税的“上户”取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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